陈云、李先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时间:2017-12-11 15:09 来源:网络整理

原标题:陈云、李先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

邓小平于1989年11月6日在同外宾会谈时曾说:从我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开始产生了第二代领导集体,包括我在内,还有陈云同志、李先念同志,还有叶帅,等等。本文通过展示陈云、李先念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思想观点和相关活动,客观地反映他们在当时作出的重大历史贡献和所起到的重大历史作用。

陈云:邓小平出来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李先念:“说百多万人的行动是反革命?这个话不好讲。”

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陈云、李先念等支持和推动下,党中央连续采取了多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举措,其中在组织建设方面有两条:一是大刀阔斧地平反冤假错案,把长期蒙受冤屈的老干部解放出来,让他们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二是坚定不移地破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大规模地选拔年轻干部,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合作和新老交替。这两项举措为实现党的思想、政治路线,为推进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坚强的组织保证。

陈云是李先念素来敬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排除出中央政治局,未能发挥领导才能和作用。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不久,16日,李先念就给陈云打电话,恳切地征求他对当前工作的意见。陈云同王震、姚依林商量后,于18日致信李先念,表示:“政治局对‘四人帮’采取断然措施,处理稳妥,进展顺利,我认为很好。”同时,他对当前工作提出了六条意见和一些注意事项。对陈云的重要见解,李先念非常重视。他阅后嘱秘书抄了一份,于第二天就送给华国锋,供中央决策参考。他还不止一次地向华国锋转达王震和他的建议,让陈云早日进入政治局,参加中央领导工作。

由于“文化大革命”遗留的案件大都是经毛泽东批示肯定或党中央下文同意的“定案”,所以复查、平反工作困难重重、举步维艰。粉碎“四人帮”前后,陈云、李先念和邓小平等以极大的精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来。他们旗帜鲜明地提出:必须坚持有错必纠,把“定案”中的问题,“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况中去考察,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特别是对那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不能靠有关部门,必须由党中央考虑和做出决定。总的原则是,无论是谁批示过了,无论新案旧案,只要是错案就必须纠正;无论案件多么复杂,“都要实事求是地对待”。

1977年3月,陈云对直接导致邓小平被撤销党内外职务的天安门事件提出自己的看法:当时参加的绝大多数群众是为了悼念周恩来,尤其关心党的接班人是谁。混在群众中坏人是极少数,“四人帮”是否插手需要查实(后来陈云又着重指出:这是北京几百万人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不同意批邓小平的一次伟大的群众运动,中央应予以肯定)。而邓小平与此事无关,让他第三次复出工作,是“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需要”,“是完全正确、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拥护”。1977年7月,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工作。陈云、李先念等很担心邓小平再次被打倒,他们严肃批评了当时中央和宣传部门一些人对待邓小平复出的错误态度。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中央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原定的议题是:讨论农业问题;商定1979年、1980年两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安排;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的讲话。会议开幕后第三天,政治问题首先被突出地提出来。陈云在东北组提出,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是保证党的工作重点顺利转移的关键,为此要解决“文化大革命”中遗留的一批重大问题和一些重要领导人的是非功过问题。因为这几项提议是德高望重的陈云提出来的,又充分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所以简报全文登载后立即引起与会代表们的热烈响应,会议气氛骤然活跃。这是在揭批“四人帮”基础上批判“左”倾错误的新突破口。

李先念出席了中央常委会和政治局听取各组汇报的会议,讨论和解决大会进程中出现的问题。邓小平、李先念通过各讨论组召集人汇报和会议简报,得知陈云讲话内容,很快做出反应。对于陈云的发言,李先念始终是赞成的。关于天安门事件问题,他曾提出:“说百多万人的行动是反革命?这个话不好讲。”关于解决老干部平反问题,李先念也提了意见,如“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问题和王任重问题。关于给陶铸平反问题,陈云专门写信给李先念,李先念表示同意。他还积极支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所做的大量平反工作,并将一些领导干部要求平反的信件,及时批转胡耀邦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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